哈耶克：学术界的圈外人

《米塞斯回忆录》导言

黄华侨｜译

米塞斯无疑是他那一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是在某种意义上，直到他那分外漫长的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始终是学术界的圈外人——在德语世界自不必说，即使是在他的人生的最后三分之一，情况依然如此——此时他已经在美国聚集起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学生圈子。在此之前，他的直接有力的影响，基本上不会超出他的维也纳私人研讨会（Privatseminar）的范围，而且研讨会的大部分成员只有在完成了初步的研究之后才开始感受到他的魅力。

本回忆录是从他的许多文件中翻检出来的，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延误它的出版，我会非常乐意趁着这个机会分析一下，为何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竟会一直默默无闻，乏人问津。不过，他留下的零碎的自传本身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或1933年之前他从未在讲德语的大学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为数众多无足轻重的学者却能获聘。当然是人为方面的原因。他的聘约也许对所有大学都是有利的，但教授们却担心他难以融入他们的圈子。这种出于直觉的好恶也不算全错，他的专业知识胜过绝大多数占据教授职位的庸才，但他从来不是一位纯粹的专家。当我回顾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史，我发现像他这样的人在教授中间是找不到的，甚至亚当·斯密也难望其项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大思想家。这绝不只是在回顾历史时才有的印象。早在五十多年前，我就曾以同样的口吻试图向卫斯理·克莱尔·米契尔（Wesley Claire Mitchell）解释米塞斯的地位。我遇到的唯一反应——也许是情理之中的吧——是彬彬有礼而又略带揶揄的怀疑态度。

他的著作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对社会发展的整全解释（global interpretation）。比起少数不相伯仲的同时代人，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们两人惺惺相惜，彼此敬重，米塞斯拥有一个优势，就是对经济理论的真知灼见。

关于他的经历、地位和观点，回忆录所讲述的远远多于我所知或所能说的。这里我只能试着补充或者证实他在维也纳十年期间（1921-1931）的一些情况，那是我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段时期。我去他那里的时候，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学生，而是一位刚刚毕业的法学博士、隶属于他的文职人员——当时为了履行《圣日耳曼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St. Germain）条款建立起了一些特别机构，我们所在的就是其中一家。我的大学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经济学家，对此，米塞斯报之一笑，他说，他可从来没有在他的课堂上看到我。

不过，后来他看出我志趣专注，学问也还差强人意，于是开始无微不至地帮助我。我能获得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也是出于他的一力襄助（那时还没有洛克菲勒奖学金），对此我满怀感激之情。可是，虽然我在担任行政职务的最初几年几乎天天和他见面，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正在撰写他的伟大著作《社会主义》（Socialism），此书1922年出版后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此时米塞斯的学术圈子已经存在了一些时日，不过我是在1924年夏从美国回来之后，才被这个圈子接纳。在维也纳，这是米塞斯的学术工作发挥影响的主要渠道。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在他办公室举行的双周夜间讨论会，我们都称之为“米塞斯研讨会”。不过，米塞斯没有提到几乎同样重要的事：每次正式讨论之后我们通常还会到一家维也纳咖啡馆继续聊到深夜。米塞斯说得不错，这些聚会不是教学活动，而是一位年长朋友主持的平等讨论，他的观点，绝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赞同。严格地说，只有弗里茨·马克卢普才是米塞斯原来的学生。至于其他人，经常出席的几位当中，只有里夏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莱内·利泽尔（Lene Lieser）和玛尔塔·斯特凡妮·布劳恩（ Martha Stefanie Braun）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埃瓦尔德·沙姆斯（Ewald 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 Schönfeld）同属才华出众却英年早逝的中间世代——就像里夏德·施特里格尔那样，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始终不是米塞斯研讨会的正式成员。不过，社会学家例如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ütz）、哲学家例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还有历史学家例如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Friedrich Engel-Janosi），在这些讨论中也同样活跃，因为我们经常谈论社会科学的方法，反倒很少触及经济理论的具体问题（除了主观价值理论）。不过，经济政策问题是经常探讨的，而且总是从不同社会哲学对此类问题的影响的角度出发。

每天他都忙于应付各种紧急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日常政治、现代历史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发展。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所有这些聚会似乎都只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精神消遣。他究竟在研究什么，甚至连我也毫不知情——尽管在这些年里，出于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同他见面；他从不谈论这些事情。至于他用在写作上的时间从哪里来，那就更加令人难以想象了。我只是从他的秘书那里知道，不时会有一些字迹非常清楚的手稿交付打印。不过，他的许多著作在付梓之前仅以手稿形式保存。有一篇重要论文，很久以来人们都以为已经遗失了，最后却在一位期刊编辑的文件中重现于世。关于他私底下的写作方式，在他结婚之前根本无人知晓。他从不谈论他的写作情况，除非他已经完成了一部作品。虽然他知道我非常乐意偶尔为他做点什么，他却仅有一次要求我为他的著作查找一段引文，还是因为此前我曾提到我想查阅图书馆里一本关于教会法学家（canonists）的著作。他一直没有学术助手，至少在维也纳是这样。

他关注的几乎都是那些他认为流行的看法站不住脚的问题。本书的读者也许会觉得他对德国社会科学心存偏见。实情绝非如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产生了某种程度可以理解的烦躁情绪。不过，他对伟大的早期德国理论家例如屠能（von Thünen）、赫尔曼（Hermann）、曼戈尔特（Mangoldt）或戈森（Gossen）的评价却要高于他的大多数同行，也比他们更加了解这些作者。另外，他也重视同代人中少数一些同样茕茕孑立的身影，例如迪策尔（Dietzel）、波勒（Pohle）、阿道夫·韦伯（Adolf Weber）和帕索（Passow），还有社会学家利奥波德·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尤其是马克斯·韦伯。1918年春，韦伯曾短暂任教于维也纳，在此期间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如果不是因为韦伯很快去世，他们的接触也许会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总体上说，他对大多数占据德国大学教席、假装讲授理论经济学的教授们只有轻蔑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历史学派采取的经济学教学模式，米塞斯的描述并未夸大其词。德国学界的理论思考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我们只要看看以下事实就知道了：理论在德国重新贏得听众，竟然是靠瑞典人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的简化和粗线条化——当然这事本身是值得赞扬的。尽管米塞斯在社交生活中显得彬彬有礼，一般来说也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偶尔也会失控），却不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好恶的人。

这就导致他在职业经济学家中间日益陷于孤立，而且，在一些和他有着学术和职业往来的维也纳圈子中也是如此。当他摈弃了关于社会政策的最新观念，他就开始受到他的伙伴和同学的排斥。时隔二十五年，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看似突然发生的决裂在他身上引发的情绪和愤怒——那时他已经远离了20世纪最初几年学术青年的主流理想。25年之后，他的同学F.X.魏斯（F.X.Weiss，庞巴维克短篇文集的编辑）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慨之情谈及此事——显然，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我也像米塞斯那样背弃“社会”价值，阻止我对于“老而不死”的自由主义的过分同情。

假如卡尔·门格尔没有早早步入垂暮之年，庞巴维克（Böhm-Bawerk）未曾英年早逝，米塞斯也许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可是唯一一位尚在人世的老一辈奥地利学派学者就是我的敬爱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他却更倾向于费边主义——他相信自己对边际效用理论的改进已经为累进所得税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证明，并为此感到骄傲。

米塞斯之所以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为了反抗主流趋势。他完全缺乏他的同学、庞巴维克研讨班的杰出成员约瑟夫·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那样的适应能力，后者总能迅速采纳流行的思想潮流。而且他也不像熊彼特那样以“惊吓资产阶级”（épater le bourgeois）①为乐。事实上，就我所见，他们两位虽然同属奥地利第三代杰出经济学家（我们几乎不能把熊彼特视为狭义的“奥地利学派”的一员，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彼此敬重）最重要的代表，却似乎互相看不顺眼。

①这是一个法文短语，19世纪晚期法国颓废派诗人（例如波德莱尔和兰波）的一个口号。中译者注

今天，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已经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只代表了门格尔理论传统的一个分支，——门格尔的学生已经分裂成了两派，虽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之间有着密切的私人友谊。我得承认我这么说时颇费了一番踌躇，因为我对维塞尔的传统抱有很大期望，他的后继者汉斯·迈尔（Hans Mayer）也曾努力推进这一传统。然而这些期望尚未成为现实，虽说继往者的作为也许可以证明比目前已经产生的作用更加富有成效。如今活跃于世的“奥地利学派”，几乎完全集中在美国，基本上就是米塞斯学派，这一分支可以回溯到庞巴维克，而维塞尔曾经寄予厚望之人，虽然继承了维塞尔的教授席位，却始终未能完成重托。

在德语世界，米塞斯从未获得一份专业领域的正式教职，因此他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学术以外的活动中去。直到将近六十岁，他还一直置身学术体制之外。此外，他在公共生活中的立场和作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哲学事业的代表人物（领袖）的地位，之所以会陷于孤立境地，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在这个世纪最初三分之一时期的维也纳，一位鼓吹社会主义理想的犹太知识分子仍然可以获得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在他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同样，一位支持资本主义（这已经够坏的了！）的犹太银行家或商人也还能够保有自己的权利。可是，一位论证资本主义之合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一个怪物，一个反常之人，一个无法归类、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的东西。他的专业知识无可挑剔，令人难忘，因此人们不得不在重大的经济问题上咨询他的意见，可是却又很少理解和遵从他的建议。人们通常把他当做一个怪人，觉得他的那些“旧式”观念在“今日”社会已不可行。很少有人知道，经过长年艰苦努力，他只身一人构筑起了自己的社会哲学，而且这一点一直不为外界的观察家所理解，直到1940年他在《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然而到了此时，他已经不再面对德国和奥地利的读者了。除了常在他的办公室相聚的一群年轻理论家的小圈子，还有一些同样关心世界未来命运、下文将会提到的才华横溢的企业界朋友，只有少数来访的外国友人真正理解他的学说，例如法兰克福银行家阿尔贝特·哈恩（Albert Hahn），不过关于此人的货币理论著作，米塞斯却一笑置之，视为年少虚荣之罪。

可是他的思想并不总是平易近人。他为支持自己不受欢迎的观点而采纳的那些论证，也并不总是完全确凿无疑的，纵然有时经过反复思考可以看出他是对的。一旦他深信自己的结论正确无误，表达方式清楚明白——他的语言天赋十分高超——他就认为这些论证也应说服别人，只有偏见和固执才会阻止人们理解他的结论。长久以来，他一直缺乏机会与智力相当、基本道德信念一致的人们讨论问题，以至未能看清即使只是隐含假定的极小差别，也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如果没有很大耐心，这种差异很容易被理解为拒绝理解，实际情形却是对他的论证的真诚误解。

必须承认，我自己初读他的那些论证也常常觉得并不充分，慢慢才会明白多数时候他是对的，而且，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才会发现他并未明言的论据。时至今日，当我想到他被迫领导的是一场怎样的斗争，我也明白了他之所以采取某些夸大之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例如我无法认同的经济理论的先验（a priori）特征。

米塞斯的婚姻以及他在美国的成就软化了他的性情，而这本回忆录却是写于他备尝艰辛、举目无望的人生低谷。因此，对他晚年时期的朋友来说，回忆录里尖锐的情感迸发，也许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不过，在回忆录中向我们讲述往事的米塞斯，毫无疑问正是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认识的米塞斯。当然，这里没有口头表达中一成不变的谨慎的保留态度；而是真诚坦率地道出了他的所感和所想。这虽不能成为一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解释他的疏漏。我们这些熟知他的人，有时无疑会对他未能获得正式职位感到愤慨，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十分惊讶。他对这个职业圈子的代表人物过于吹毛求疵，同时却要努力进入这个圈子并获得他们的认可。他所反抗的那种思想潮流如今正在消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努力，但在当时，这种潮流如此强大，远非他个人所能抵抗的。

维也纳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曾经生活在他们中间。

F.A.哈耶克于里斯本

1977年5月

本文选自《米塞斯回忆录》，路德维奇·冯·米塞斯著，黄华侨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推荐”读懂米塞斯“（精装纪念版·4卷），识别二维码，即可选购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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